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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标准与信、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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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Yanful and his Followers Have Failed Theoretically
摘 要：文章结合时间跨度近百年的我国翻译研究资料，简述严复的信达雅论缘何在中国译界影响深远；剖析其本论中客观存在的弊病，包括"信"的定义空缺，"雅"的复古倾向，"信"与"达"和"信"与"雅"的的矛盾，并评价其整体理论价值；进而分析信达雅研究论在支持论证上出现的非科学性操作及其危害性，包括偷换概念与自相矛盾的论证过程，牵强附会与"罢黜百家"的论证手段，盲目夸大的结论和对时代背景异同的忽略；最后，简介国内外翻译标准的研究。
Abstract :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research materials of the century, this thesis briefly reviews how and why Yanful's theory has prevailed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 and then analyses the insufficient definition, ancientry-oriented drawback, and self-contradictions of Yanfu's theory proper. It's further pointed out in the thesis that Yanfu theory's followers have made a series of blunders on their grounds of argument，including the playing of tricks with concepts, self -contradiction, farfetched comparison, proscription of other schools, exaggerated conclusion and negligence of background differences, which is followed by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 home and abroad.
关键词：信、达、雅
Key Words: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百年以来，严复的信达雅思想一直是我国学者执着探讨的问题。严复云："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又云："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用心良苦，理论自成一家，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借鉴意义是应予肯定的。
严复的理论可谓是对前人译理的总结升华。三国的支谦和东晋的道安已开始阐述类似"信"的原则，南北朝的鸠摩罗什和唐朝的玄奘在"信"的基础上的已到了求类似 "达"和"雅"的境界。
（1）因此，严复的理论在当时就有肥沃的生存土壤，"严复的译作一出，就掌声雷动，说是'駸駸乎与周秦诸子相上下'"
（2）中国译界随后的翻译理论还有鲁迅的"易解"与"丰姿"论，瞿秋白的信、顺说，林语堂的"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钱钟书的"精神姿势依然故我"和"化境"，还有诸多翻译家诸如"信达切"等随感式评论。这些理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可能由于修辞上没有严复那么辞达，表述上没有那么具体，境界玄幻而没有他的那么易解，或是历史条件没有使译者或译作达到那么大或那么早的影响，竟无一能取而代之。当代对外国翻译理论的引进，可能因为理论尚在建设阶段，也可能由于本土的念旧心理和相应的"排异反应"，至今未能被全面接受。所有这些都为渊源于古典文论和美学的信达雅理论在中国译界的统治地位打下了基础，但是，有识之士冷静地提出："严复提出来的'信达雅'，'五四'以来虽曾受到过许多进步翻译家的批判，可是直到现在还在翻译界具有相当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这种情况妨碍着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妨碍着翻译理论的继续提高和未来翻译干部的有效培养。"
（3）众所周知，信达雅论之辩已是世纪之争，只有深入剖析方可见是非。
1．信达雅本论的误区
"信"为何物？是语言形式的，还是句法结构的？"信"应到什么程度？该"遗貌取神"，还是"形神兼似"？各种文体迥然，功能相异，对原文的忠实性的要求也各有不同，这些问题如何用一个笼统的"信"字能解决？对译作如何而定量的而不是定性的客观分析？严复没有给"信"下定义，这对一个科学体系来说是致命的。殿兴分析《译例言》后断言严复所说的"信""决不是我们所说的正确无遗地再现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否则的话，'顾信矣'，就不会'不达'，假如原作不是"不达'的话。"（同3）劳陇推断说："正因为这个'信'是抽象的、空洞的、谁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得到翻译界的一致的拥护。"
（4） 严复对雅的解释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声称他的译作"非以饷学童而望其收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古书之人"。
（5）对于这种以文人雅士为对象的狭隘复古思想，在当时就有梁启超劝他"改从通俗"。
陈允福说："他（严复）的错误在于：1．他以为只有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才能精确地表达他那个时代（推而言之，可以及乎现代）的社会事变和科学上的成就。他不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逐渐丰富着的，现代的社会事变和科学成就绝非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精确地表达得了，更何况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喜闻乐见的'字法句法'！2．他所谓的'雅'显然是要使他的译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样，翻译时就难免望文生义，歪曲原文。"（6）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坚持如此，那就等于把翻译工作者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对国家民族的需要隔岸观火。
信达雅论的先天不足是"信"与"达"，以及"信"与"雅"的矛盾，而其本人的操作至少也出了点问题（见下文），连他本人都承认 "实非正法"（同5，页380）。赵元任说："如果原文不雅，译文也应该雅吗？"进而指出：有时当雅的程度增加了的时候，信的程度就减低了；又说："一个小说家描写各种人物在辞令上的个性不同，要是一个译者把人人的话都说得一样流利通畅，那么达是达了，可是对于原意就'失信'了。"
（7）可见，故作华丽，勉求铿锵，"文必夏殷周"式的译法经常本身就是不'信'的。
在对信达雅论的整体评价上，劳陇说"严复所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实际上对于翻译实践并没有起到指导的作用。"（同4）何匡说："他（严复）对'信达雅'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在他那里，'信达雅'标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正因为这样，严复虽在翻译上有其贡献，但他的翻译是有根本缺点的。""我们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和严复的翻译标准是有区别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8）殿兴说："严复提出'信达雅'作翻译准确性的标准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使翻译区别于写文章的专门特点，这种专门特点对建立科学的翻译理论极为重要。他以为可以为'文章正轨'就可以为'译事楷模'。翻译不是自己作文章，甚至于也不是拿了别人的意思来作文章"，"严复的主张是很不完备、很不科学的，充其量也只不过要求用漂亮的中文翻译原作的大意而已。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主张，所以他的翻译便'疏忽而不精密'。"（同3）这些批判看来都有理有据，实在而中肯，所以常谢枫说："'信、达、雅'这三个字自从严复提出以后，八十多年来一直被奉为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早已应该解除的误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原则'本身的缺陷，以及人对它的热心推崇，已经给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带来明显的危害"，"是一个提法上混乱、实践上有害的原则"
（9）类似的评述在翻译家中并不罕见。
根据贺麟的总结，严复初期的作品略亏于"信"，特别是《天演论》，后期的作品《名学浅说》、《中国教育议》则更是自由发挥（同5，页379-380）。这种理论和实践时有脱节的现象不由得发人深思：信达雅论为何连严复本人都不能遵循？黄忠廉则客观地指出：严复所为其实就是摘译、编译、译述、综述、译评、述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写译。
（10）因此要把信达雅论作为翻译总的理论指导，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严复并没想要创造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千古真理。他在《天演论》序中声明："什法师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同5，页378-379）。王宗炎说："我们要知道，严老先生当日并没有开讲座，印教材，定下几条金科玉律。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译事三难'"（同2）。所以严复无可厚非，但我们是否在作茧自缚？
2．信达雅研究论的误区
2．1．偷换概念与自相矛盾的论证过程
信达雅论的坚持者都承认了严复本论中不可回避的一些缺陷，然后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重新定义了信达雅的内涵"来使'信达雅'这种主张万古长存"（同3）。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信"是深刻全面地理解原文，或是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求表达的质量或尽量运用读者所习见的表达方式，或是通达读者（accessible）；"雅"的改写是最多的：典雅、文雅、得体、神似、仙境、注重修饰、或从美学角度诠释之，或说是艺术地再现原作风格，或是提高译文对译文受众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11，12，13）。
这些经改写的理论体系应当说对翻译实践具有可贵的价值，但不容忽视的是：这已不再是严复的理论，与上文提出的严复的初衷（恕不重述）已然相去甚远。而通过偷换概念论证严复理论的作法合乎逻辑吗？科学吗？这种作法所产生的迷宫似的观点有可能并已经在把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沦为一种没完没了的文字游戏，使信达雅论永远成为斯芬克斯之谜，令人无法摆脱一种迷茫的状态。
有人从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角度为重新改写信达雅论辩解（14），这里又有概念的错误，因为翻译理论不是泛指意义上的文化现象，它是指导性的科学体系。当一个定理在一定范围被否定之后，它要不然就要确定适用范围，要不然就要推出新的定理，焉能将表里不一的理论再奉为公理？这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有人说反对信达雅论者"如果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就是企图把有近两千年历史的中国翻译实践一笔勾销"，然后极力推崇"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的看法，云："无论在什么场合说，都不能算错，而且，岂止不错，简直是极可宝贵的经验之谈"（15）。这真让人感到蹊跷：既然理论和实践可以分家，那么这个指导实践的理论价值何在？这在论证上是自相矛盾的。
2．2．牵强附会与"罢黜百家"的论证手段
有人通过把信达雅理论和其他一些理论相比来论证。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是：忠实于原意，文字流畅和保持风格（《翻译通讯》，1985：6）。泰特勒的翻译原则是：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译文应和原文同样流畅。毛主席提出过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翻译通讯》，1984：8）。这些观点本身都是颇具科学性的，但有人认为严复的理论与这些都完全相同（同14，页140），其实这里除了有偷换概念的问题之外，还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之嫌，信达雅本论的理论细节与上述并不相同，这是一个事实，不能张冠李戴。
有人通过把其他翻译诸流派的理论一并抹杀来论证，他说"（四十年来）他们（其他流派）虽然出版了上千种的翻译研究专著和文集，但这些作品都不能真正指导翻译实践，在发展翻译理论方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借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所写的那些东西统统不过是'混乱"和'谬误'而已"（同14，页3）。这种说法恐怕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根本也不是一个事实，借用革命导师（1870-1924）话语的态度也是令人质疑的，因为这位同志讨论的是近四十年来的翻译研究。而面对关于信达雅论的批评意见，有人则说："这是毫无根据的"（同14，页141），显得武断，简单而粗暴。研究先辈理论没错，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大可不必。
2．3．盲目夸大的结论
有人极力神化信达雅论，说："这（指信达雅论）应该也是世界各国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的一个准绳，具有普遍意义，可以运用于任何文字的翻译。"（《翻译通讯》：1985：6）这到底指严复本论还是后人改写后的理论？还有的文章说：'假如说近代有一种主导的翻译思想，那么严复的译论，可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而且整个近代翻译思想所达至的高度似乎还没有超越作为翻译家的严复一人。"（《翻译通讯》：1985：10）
这些说法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其依据何在？是否做了调查研究？是否考察了各个国度、各种流派？在国内，反对信达雅论者大有人在，译绩斐然者并不乏其人；而西方的翻译理论早已是宏篇巨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所以不应夜郎自大。
2．4．对时代背景异同的忽略
翻译理论的确立不可无视时代异同。信达雅论与今天的需要不能契合除了其理论体系本身的问题，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背景的差距。严理的时代（一个世纪前）与现在的虽同在华夏文化根基上，但历史、环境、制度和观念却大相径庭，因而相差甚远的两种背景下之翻译原则和技巧当然有所不同。严复从译的目的是"为与 '中学'或'旧学'作斗争，并批判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5，页 382）；显然他是为士大夫服务的。现在我国处在第四次翻译高潮，信息量庞大，涵盖面广泛，题材体裁丰富多样，操作方式灵活便捷，而且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新时代的实用翻译领域也迅速发展；因此，服务对象、翻译动机和功能都已改变。王宗炎说"在具体做法上，我们不能（跟严复）亦步亦趋"（同2）。如果再坚持信达雅论，恐怕结果只会是方枘圆凿，越俎代庖。
结束语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改革开放使我们有机会开拓视野，借鉴国外学者的翻译标准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泰特勒（英国）翻译标准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巴尔胡达罗夫（苏联）的"意义不变"标准，奈达（美国）的"最接近的等值"标准，卡特福德（英国）的"等值替换"标准。到了80年代，英国的彼特.纽马克，兰.休逊和杰斯.马丁等人对等值论进行了批判性探讨。德国的莱斯，伏米尔和诺德推出翻译功能理论, 是译理研究的重大突破；90年代初，诺德则提出"功能+忠实"的标准，对翻译实践具有较现实的指导意义。
（16）功能论的标准在语言功能的基础上，有机结合了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的许多研究结果，可以较好地解决各种体裁的翻译问题，同时可以重新评价有悖于传统翻译标准但实际上颇为成功的译法，比如严复的改译。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国内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有了进展：范守义、徐盛恒、穆雷和吴新祥追求精确性，研究定量分析，以减少定性分析的主观性；陈忠华探索模糊测度；辜正坤和罗选民提出标准的多元化。
（17）这些新思路和新开拓显示了中国翻译研究者终于摆脱了"金科玉律"，证明翻译标准的研究已翻开了新的一页。
如许钧所言，翻译是多层次、跨学科和综合的活动，因此翻译标准的探索应该是多途径的。
（18）意识到这点，一切因循守旧，崇古非今，偷换概念和牵强附会的争辩都可以放弃。
参考文献：1．郭著章：《中国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辑入《武汉大学学报》，1987：3。
2．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页257。
3．殿兴：《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辑入《俄文教学》，1955：5。
4．劳陇：《翻译教学的出路》，辑入《中国翻译》，1990：6。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页378。
6．陈允福：《我对于翻译标准的看法》，辑入《俄文教学》，1955：8。
7．赵元任：《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辑入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727。
8．何匡：《论翻译标准》，辑入《俄文教学》：1955：6
9．常谢枫：《是"信"，还是"信、达、雅"》，辑入《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4。
10.黄忠廉：《严复翻译思想的另一面》，辑入《中国科技翻译》，1998：4。
11.屠岸，许钧：《翻译漫谈》，辑入《译林》，1990：4。
1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13.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
14..彭卓吾：《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外语教学出版社，1998，页143。
15.黄邦杰：《翻译研究的路向》，辑入《中国翻译》，1989 第3期，页46-47。
16.陈小尉：《语言•功能•翻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页5-16。
17.杨自俭：《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辑入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页9-10。
许钧：《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辑入《中国翻译》，1997：3。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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